网上有关“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黄仁宇与他的大历史观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以技术的角度看中国的历史 。这是黄仁宇几乎所有历史著作的核心，理解这句话你几乎就能看懂他的所有知识体系。
黄仁宇在中国实在太有名了，很少有近代的某个学者能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欧美都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更少有学者能够得到专业学者和非专业大众读者广泛的赞誉，黄仁宇则是这少数中的少数传奇。这与他曲折传奇的经历有关：他生在革命年代，抱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目的选择读工科成为工程师。又在青年面临外族入侵而辍学，便和大多数理想主义知识青年一样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转战缅北，还幸运地活了下来。解放战争初期随远征军编组的新一军、新六军两大国民党王牌部队进入东北担任参谋，仅仅三个月就被选派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学习，又侥幸躲过了新一军、新六军在辽沈战役的覆灭，从此又开启他后半生浪迹海外，卸甲从文的路程。等到他在80年代初在美国学界声名鹊起时，又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百花齐放，各种思潮涌入，他因为曾经与一些革命先辈有旧，他的书成为最早从欧美引进的学术著作。又因为他早年在国民党的经历，他的学说在台湾也成为众相追捧的经典。
正是这样伴随国家巨变的经历，让黄仁宇跟他所在的那一代甚至几代人看待历史都更是带着问题去学习，而非当下大部分人将历史当成娱乐的谈资。他们学历史首要目的是解答为何中国近代会为世界主流文明所遗弃？为何中国会衰落至斯？为何中国的革命最终是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换来那么多次的转折？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通向哪里？
而要解答这样宏大的问题，他的视角就不能局限于西方史学研究常用的 分析法 ，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显微镜去看历史，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以一个大视野的角度着眼，用他的话说叫用望远镜看历史，是一种 归纳法 ，这就是他的 大历史观 。
这种大历史观其实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做学术讲究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但当你把研究的领域覆盖面铺得太广了，你就很难去归纳总结其中的共性。因为历史的线索是纷繁复杂的，到底哪条线索是主因，哪条线索是次因，就像许多力作用在一个物体导致其向某一个方向运动，你需要分析这个合力可以分解为多少个分力，每个分力的方向和大小。所以严谨的西方史学研究也是以断代史为主，很少动不动写本书总结英国、法国上千年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属性，更何况是中国这个比英法大不知多少倍，历史长数千年的文明大国、古国。
大历史观这种提法在中国史研究中不算最新，其实在黄仁宇之前的钱穆，在抗战期间编纂的《国史大纲》，旨在救亡图存中唤起中华学子的历史观，也是以一种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分析中国上下数千年历史，用归纳法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但钱穆的历史观还是更多从中国传统史料入手进行的归纳，而黄仁宇的视野则更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性视野就表现在他不断强调的“ 技术 ”。
简而言之，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像一个“ 三明治 ”，上层是少数精英组成的系统化的 官僚集团 ，底层是庞大的农民组成的 乡村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农村。而这个中间的连接起官僚集团统治阶层和底层农民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就是“技术”，也就是统治阶层如何通过一种“技术”来整合底层的资源的问题，这个“技术”整合效率是多少的问题。这就是黄仁宇大历史观最重要的论点。
黄仁宇认为，农耕文明中国的“技术”是一种表儒里法为核心的道德统治手段，也就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所倡导的以德治国，这种“技术”是维持农耕社会中央集权运作的最低成本机制，简言之，这种 运行机制运转成本很低，但组织效率也很低，在农耕时代早中期比较具有竞争优势，而一旦要面临向更高效的工业化转型则困难重重 。
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这种机制大约成型于秦汉，至汉末运行崩溃。在魏晋南北朝经过外族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再次整合，在隋唐被再次发扬光大，随后又在外扩中又走向瓦解。此后中国的文明转向内向型发展，在宋代大胆采用重商主义改良了之前的机制，但又因为“技术”不成熟，导致改良失败，进而导致中国文明走向更封闭的方向发展，这条路最早是越走越窄，在万历十五年其实已经显现了这条道路被西欧发展路线摔在了身后，预示了两百多年后的大危机（这便是他的另一本名著《万历十五年》的主旨），直至清代完全走到一条死胡同，必须靠着外力打破死循环。这大致就是黄仁宇以“技术”视角分析的大历史观。
总得来说，黄仁宇的历史观受到了西方直到20世纪初还流行的“ 中国停滞说 ”的影响，都坚持中国文明在农耕时代很早就发展出了非常成熟的官僚体制和与之配套的精神文化，但这种早熟体制和文化也导致了中国的工业化转型艰难，以致中国在16世纪对比欧洲普遍开始工业化转型时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甚至更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从秦朝建立完备的专制统治开始就是一个自闭的循环，没有发展。无论是后者这种极端的停滞说，还是黄仁宇的有变化但最终死循环的停滞说，其实都在今天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的中国历史研究新成果中受到不少挑战。
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复杂的，想用一个规律解释几千年的历史，难免容易走到大而化之，以偏概全的路子上去。不过，黄仁宇的大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一种宏观的视野，可以跳出中国传统的历史天命论和西方历史西方中心论的谬误，去比较中国历史发展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异同。另外，要更深层次理解他的大历史观和中国农耕社会的运作，不妨在阅读《中国大历史》之余再参考黄仁宇的另一本书《万历十五年》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前者主要解析黄仁宇“三明治”理论的上层——官僚集团的运作机制，后者主要解析“三明治”的下层——中国传统农村的运行机制，再回过头结合这本书的“技术”，基本上可以吃透农耕中国这个“三明治”了。
大众史学概念是谁提出来的？
作者从万历皇帝入手，从集权社会的中心向下辐射，分别选取两位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另外选择三位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
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而这五个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要么身败，要么名裂，要么身败名裂。
一个彻底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
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
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扩展资料：
1、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转向懒政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张居正清算时间刷新三观，虽身为天子，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直到去世。
2、首辅张居正：权倾天下到身败名裂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
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比如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听从他自己的政府班子。
这种做法也触怒了很多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嫉恨张居正。
这些对他不满的人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在1577年出现。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
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
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3、继任申时行：欲弥合皇帝和群臣关系却徒劳无功
和棱角分明的前任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
作为一个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
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申时行最终黯然辞职，调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败。
4、清官海瑞：不被朝廷重视遭群臣排挤
海瑞的成名作是向醉心于青词神仙的嘉靖皇帝上书，指责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结果嘉靖皇帝将海瑞逮捕到东厂关押，一直关到旧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释放。
海瑞虽然是全国道德楷模，但缺乏实际管理技术，不愿迎合官场风气和潜规则。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惨淡收场。
5、一代名将戚继光：推行军事改革的失败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之后，暴露了明代军制的落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被倭寇骚扰，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许戚继光另外在农村招募雇佣兵，来代替名存实亡的义务兵。
戚继光给这些雇佣兵的奖赏非常高，但是带兵也非常严格。他还改进了军队的战法，排出注重团队合作的“鸳鸯阵”，取代原先好勇斗狠的单兵格斗。
这些军事改革措施，确保了戚家军多次打败倭寇的进犯，取得了保卫东南沿海的胜利。戚继光的军事整顿，受到了朝廷非常优厚的财政接济。
可其他防区却依然沿用原来那套军事补给体制。戚继光的防区和其他防区待遇不平等，这就惹来了非常多的非议和矛盾。
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戚继光被作为张居正的同党，也惨遭清算。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黯然离世，朝中却无人关注。一代将星陨落，政府档案只字未提，可悲可叹。
参考资料源：百度百科-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梗概（急）
1931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贝克（Carl Becker）提出「人人都是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强调每个人皆有其对历史的主观。1973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开始发展所谓的“public history”，并创办Public Historian这份杂志，大众的历史观从此逐渐受到学界重视。
2003年，周梁楷教授将“public history”的观念引进国内，并于2004年「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研习会」中发表〈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一文，将“public history”翻译并扩充为「大众史学」，认为所谓「大众史学」指的就是：大众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ublic）、写给大众阅读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history by the public）。其形式多元，可从文字、影像、语音、文物、数字化、多媒体等媒介传递，并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大众阅读。
至此，历史的撰写已不仅只是专业史家的权利，一般民众皆可运用自己的思维逻辑与方式，织构出属于自身的历史。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 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
万历1587在历史上的意义？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融会黄先生数十年人生经验与治学体会与一体，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发人深思。
本书英文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中文本问世后，获得如潮好评，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并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另有日文、法文、德文等版本。
[内容介绍]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明朝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罢官在家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辞世的当年，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在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先生在结尾部分既然已经如此盖棺定论，那么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决不会是简简单单的一年。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万历十五年本来就“无事可记”，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件，没有一件影响深远值得长久追忆。如前所述，既然作者是挟现代文明的利器来剖析前人的时代，那么无论选取哪一段历史横切面都注定着相同的意义，而选择一个“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的年代，则更能显出对比的强烈和历史洪流的浩浩荡荡。且故事的相对平淡，会使阅读者追随着作者满含深意的探寻脚步，将更多的兴趣放在故事背后，而不是故事的本身。
本书无意将万历十五年琐碎的事件递补进来不厌其烦地讲述，而是意图通过探寻人物背后的命运，命运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后的历史不可抗拒性，来完成自己对“大历史观”的一次总论证。如果仅仅将万历十五年展示出来，那么因为无重大事件可记，本书也将成为一片空白，于是作者以此年作为一个时间线索，前后延伸，得出了和这一年存在某些关联、对万历一朝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名单，然后对这些重要人物在万历十五年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进行叙述和评点。
明代实行文官治国，万历一朝也就概莫能外。文官治国有两大要素：礼仪和人事。礼仪一方面使君主更像君主，成为代天统治的化身，具有神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用于化解人心，达到行为的趋同和有序。人事则成为文官的命门，以人事主管文官，则所有的文官不过是在宦海里浮浮沉沉。这就勾勒出了万历一朝政治上的粗线条，在这里道德取代法律，论语和四书五经取代了象征民意的成宪。没有法律，那么惟有依靠人情，而人情是具有弹性的尺度，不会具有不容推移置换的原则性。这些，对整个封建社会几乎同样适用。
封建式礼仪钝化了百姓，它使百姓成为循规蹈矩的愚民，使来自下层的发展动力接近于无。应该说，中国封建礼仪的力量很是惊人，各个王朝治下的百姓揭竿而起不外两大原因：1.官逼；2.饥馑，后者尤为主导因素。人事则钝化了文官——社会上层人士的改革动力，它使官员们蝇营狗苟，为求升迁、自保不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张居正正是没有认清明代行政制度的的本质，所以才会企图凭借一己之力，给已经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以生机，然而效率、求实、实务、廉洁、法治都不符合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在生时他能利用自己的元辅身份和皇帝的宠信部分地实现自己的筹划，并无限尊荣，死后却难免遭到文官集团的彻底清算，以至殃及子孙。而对他的清算，又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进行的，可见封建文官集团统治的荒谬和黑暗，整个社会如病如膏肓。
在明代，国事之不可为以至于此。流行于道的，正是申时行之流的调和折中之策：但求能够维持现状，便是最大功德。即使是腐败目所共睹，蛀败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人心基础，在于文官，不但不能藉此廉洁吏治，而且还要同流合污。这也就出现了宋明两代开国皇帝让文官治国的悖论：国家固然避免了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家天下也没有能够长久地保全，文官治下国力积贫积弱，官僚贪污腐败，礼义道德沦丧缺失，令人们对文官和熏陶文官的中国传统文化失掉自信力。而宋明，甚至最终都为当时的关外异族所取代。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清廉的海瑞，已经成为“古怪的模范官僚”，因为文官阶层的整体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注定他的“模范”不会得到上层的认可，只能作为口碑流传于民间；果敢的戚继光，不过是“孤独的将领”，他的成名非但自身要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需要有谭纶、张居正的大力提携，他在军事上的种种成就无比辉煌，却又无有一种不是面对现实妥协的产物；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封建礼教的束缚，选择以出家、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在此种社会流俗下，也就合情合理。
透过《万历十五年》粗略的叙事表象，黄仁宇先生充分运用了西方的政治学等既成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对万历一代，乃至中国明代、封建社会，进行了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哲学、民俗等全方位的叙述和分析，更多地含有中西对比的意味，也成功地完成了“大历史观”的初次试验。我觉得这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
“大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相当于“跋”）中如是说：“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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